平安保险在深圳发布董责险专属服务品牌“董平安”，次日四部委文件落地“鼓励投保”——时间掐得精准，叙事铺得漂亮。但如果我们把这场发布会当作一场商业秀来看，它的本质更像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焦虑营销”：先让董事们看到康美案、银江案的惨烈，再递上一张“保单”作为解药。
问题是，这张保单真的能保平安吗？
恐怕不能。或者说，它能保的“平安”，和董事们真正需要的“平安”，根本不是一回事。
“董平安”保什么？不保什么？
先说它能保的。
平安做董责险24年，A股市占率三分之一，累计赔款超2亿，这些数据不假。“防、助、保、赔”的全链条服务——信披合规审核、舆情监控、危机应对、前置预赔——在商业保险产品设计里，确实算得上用心。
但保险的本质是“对可定价风险进行转移”，而A股董事面临的很多风险，根本就无法定价，甚至不该由保险来定价。
第一，“过失”与“故意”的边界，在A股是糊涂账。
董责险的核心免责条款是“故意行为不赔”。但A股董事最大的恐惧，恰恰是你无法证明自己“不是故意”。
康美药业案中，独董们签字时真的知道财务造假吗？大概率不知道。但法院认定的是“未尽勤勉义务”——这既不是故意，也不是简单的过失，而是一种制度性失职：你坐在那个位置上，公司出了事，你就得担责。这种“结果归责”的逻辑，将董事责任与主观过错相剥离，保险如何承保？保不了。
第二，公司追偿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保险挡不住。
比“赔不赔”更隐蔽的风险，是“赔了还要被追偿”。康美案后续最令人脊背发凉的情节是：公司破产重整垫付赔款后，转头向原高管追偿13.96亿元。这意味着，保险公司可能先赔给公司，公司拿到钱后再起诉高管个人追偿。董责险对“被追偿”的保障存在天然真空——保单保障的是董事对第三方的赔偿责任，却挡不住公司对董事的内部追偿。平安的“前置预赔”做得再快，也绕不开这个法律结构。
第三，权利与责任的千倍杠杆，保险填不平。
A股独董年均津贴几万到几十万，康美案中连带赔偿上限3.69亿元。这个杠杆比例，不是保费能平衡的。更关键的是，独董没有独立调查权、信息来源依赖董秘、提名受控于大股东——拿着“打工仔”的权限，背着“老板”的责任。保险能赔的是钱，却赔不了“凭什么让我背”的制度性不公，更无法填补权力真空。
所以，“董平安”能保的，更多是平安自己的商业利益——抢占政策风口、巩固细分赛道龙头地位、绑定上市公司客户资源。至于董事们的“平安”，它能覆盖的只是董事责任风险中可被市场化定价、且不存在结构性对抗的那一小部分。
A股董事困境的本质
不是“缺保险”，是“缺与责任匹配的制度性权利”。
如果把A股董事的处境比作一场足球赛，现在的规则是：让你当守门员，但不给你手套，也不让你看清射门方向，丢球了还要你全额赔偿。
董责险相当于给守门员发了一副手套。但问题是——手套再好，也替代不了“看清球从哪里来”的权利，更改变不了“丢球必赔”的残酷规则。
中国A股董事治理的真正病灶，在于责任被无限放大，权利却没有同步扩容。这不是保险产品设计的范畴，而是公司法、证券法的制度设计问题。
真正的解方
具体而言，需要以下几个层面的法制建设补上短板：
1.给独董“真独立”的法律地位
现在的《公司法》虽然规定了独董的独立性，但独立性停留在“身份独立”（与大股东无关联），而没有落实到“权力独立”。
修法应当明确三项核心权利：
- 独立调查权：独董在怀疑财务数据真实性或重大交易公允性时，有权独立聘请审计、法律机构进行调查，费用由公司承担，调查结果对董事会具有约束力；
- 信息获取权：公司必须向独董提供与决策相关的全部原始资料，不得选择性披露；
- 特别否决权：在关联交易、重大资产处置、财务报告等关键事项上，独董应拥有“一票暂缓”权（不是一票否决，而是触发更高级别的审议程序）。
没有权利的责任，是耍流氓。没有责任的权力，是放纵。二者必须对等。
2. 重构“勤勉义务”的司法认定标准
当前司法实践对“勤勉义务”的认定趋向结果主义——只要公司出了问题，董事就要担责，不管他是否尽到了程序上的审查义务。
这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做董事变成了“高危彩票”——你认真履职，但公司造假你没发现，你要赔；你不认真履职，公司没出事，你没事。
这种激励扭曲必然导致董事行为异化：为自保而过度谨慎，什么都反对、什么都不签、什么会议都投弃权票。这对公司治理是伤害，而非保护。
需要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勤勉义务”的合理边界：
- 区分注意义务标准：对“专业董事”（如财务背景的独董）和“非专业董事”（如行业专家）适用差异化的注意义务标准；
- 建立“合理信赖”原则：董事对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会计师的专业报告，在无明显异常的情况下，可以合理信赖，不构成失职；
- 引入“商业判断规则”（Business Judgment Rule）：董事在信息充分、无利益冲突、善意且合理审慎的情况下做出的商业决策，即使结果不佳，也不应被追责。
否则，董事们只会趋向防御性治理，最终损害的是公司活力与市场效率。
3. 建立董事责任的风险分层与限额机制
现在的连带责任制度，对董事个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可以参考国际成熟市场的做法：
- 责任限额：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为董事的非故意过失设定赔偿责任上限（如年度薪酬的若干倍），避免“一年津贴十万，一朝赔偿上亿”的极端不公；
- 责任分层：区分“直接责任人”（如财务总监、签字会计师）和“监督责任人”（如独董），后者承担比例责任而非连带责任；
- 强制保险+基金池：由交易所或行业协会设立“董事责任保障基金”，与商业保险形成互补，覆盖保险无法触及的“灰色地带”。
平安的“董平安”是商业保险，它只能覆盖市场愿意承保的风险。但A股董事面临的风险中，有大量是市场不愿意承保、或者承保了也无法定价的系统性风险。这需要制度性的保障基金来托底。
4. 从“事后追责”转向“事前赋能”
四部委文件提到“鼓励投保”，这是一个信号，但远远不够。
监管的逻辑需要转变：不是等出事了让保险来赔，而是让董事在履职前就有足够的工具和能力避免出事。
具体包括：
- 强制性的董事培训与认证：不是走过场的线上考试，而是涵盖财务分析、法律合规、风险识别的实务培训，建立董事任职资格的能力门槛；
- 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升级：董秘不应只是“信息披露的执行者”，而应是“董事履职的支持者”，为独董提供独立的信息分析支持；
- 监管问询的“缓冲带”：在监管正式立案调查前，给予董事充分的申辩和整改机会，避免因“程序性瑕疵”直接触发天价赔偿，实现“过罚相当”与“教育为先”。
结语
保险是“止痛药”，法制才是“手术刀”。
我们并不反对A股董事投保董责险。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有一份保障总比裸奔强。平安的“董平安”在产品设计和服务链条上，也确实比市面上的普通董责险更进了一步。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一款商业保险产品，不是公司治理的灵丹妙药。
如果把“董平安”当作A股董事困境的终点，那就是本末倒置了。董责险解决的是“风险转移”问题，但A股董事的核心困境是“风险生成”问题——为什么风险会生成？因为权利不对等、信息不透明、司法标准模糊、责任边界不清。
这些结构性问题，没有一把保险伞能挡住。
真正的解方，需要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监管机构和市场的多方协同：给董事与责任相匹配的权利，给权利与责任相匹配的保障，给保障与保障相匹配的司法预期。
否则，“董平安”再平安，也平安不了那些在权利真空中负重前行的A股董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