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豆包
自年报季“鸣哨”以来，A股、H股上市农商行2025年业绩陆续“出炉”。“万亿级”广州农商行也交出了“成绩单”，截至2025年末，该行总资产稳步攀升至1.38万亿元，与规模扩张形成对比的是，营业收入同比出现下滑，至此已“四连降”，四年间营业收入规模累计缩水超34%，息差持续收窄至H股上市以来最低水平，对公贷款风险持续收敛，而个贷却成为新晋风险重灾区，不良率突破4%，占全部不良贷款超六成。
作为扎根广州的本土上市农商行，该行虽在普惠小微、乡村金融、绿色与科技金融等领域持续布局，但在行业存量博弈加剧、净息差不断收窄的大环境下，广州农商行亟须优化业务结构、重塑风控体系、提速数字化转型，摆脱规模驱动依赖，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同时，向价值驱动实现真正转型。
营业收入遭遇“四连降”
2025年，广州农商行并未停下扩张的脚步，截至2025年末，总资产达1.38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不过，规模稳步扩张的背后，广州农商行营业收入表现却仍未走出下行区间，2025年全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153.9亿元，同比下降2.79%，已是连续第四年下滑。但从降幅来看，较2024年的12.79%、2023年的19.47%、2022年的3.99%持续收窄，2025年度该行营收下滑态势有所缓和。盈利水平方面，2025年，广州农商行实现归母净利润21.22亿元，同比增长1.98%，结束了2023年、2024年的连续下滑趋势，实现盈利企稳。
回溯2021年，彼时，广州农商行的营业收入规模高达234.81亿元，四年时间累计缩水超80亿元，降幅达34.46%。
深入分析营业收入构成不难发现，广州农商行对利息收入较为依赖，2025年，该行利息净收入达136.89亿元，同比微增0.54%，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高达88.95%；非利息收入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6.84亿元，同比增加1.23亿元，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总额的4.45%；交易净收入从2024年的盈利3.84亿元转亏至7.3亿元。
息差收窄是近年来商业银行普遍面临的压力，对广州农商行而言，这一压力尤为突出。截至2025年末，该行净利差跌至1.03%，净利息收益率降至1.08%，双双创下自H股上市以来新低。
在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看来，广州农商行营业收入持续下滑的核心症结在于贷款客户结构未能及时转型；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新兴业务规模尚未形成有效支撑；加之息差收窄及中间业务增长乏力，进一步拖累了整体业绩。为构建内生式盈利增长，该行需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一方面利用地域优势锁定系统性重要客户；另一方面强化“存贷联动”与供应链金融，实现客户价值与信贷业务的同步提升，并借助数字化经营手段提质增效。
个贷成不良“重灾区”
让广州农商行烦恼的不止一件事。风险防控是银行的“生命线”，截至年末，该行不良贷款余额达130.99亿元，同比增长9.61%，不良贷款率1.86%，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结束了2024年的下降趋势，再度反弹。
拆解贷款结构可以清晰看到，广州农商行公司贷款与个人贷款的不良率走向呈现明显分化。截至去年末，公司贷款不良率仅1.2%，较上年末下降0.35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50.78亿元，占总不良比例38.76%，同比收缩显著。从行业看，房地产贷款不良率从1.45%降至0.84%，风险收敛效果显著；批发零售等传统行业不良率均得到控制，对公资产质量进入修复通道。
反观个贷，成为资产质量最大压力点，不良率高达4.12%，同比上升1.23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80.21亿元，占全部不良贷款的61.24%。截至2025年末，广州农商行个人按揭贷款、个人经营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余额分别为863.02亿元、738.25亿元、213.05亿元和132.24亿元，在贷款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为12.22%、10.46%、3.02%和1.87%。其中个人按揭贷款、个人经营贷款分别较上年末增加75.72亿元、1.01亿元，增幅分别9.62%、0.14%。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指出，广州农商行个贷风险集中爆发的主因为，零售客户抗风险能力弱，相较对公客户，个人客户在经济下行周期中收入稳定性差、偿债能力波动大；此外，个贷不良单笔金额小、户数多，处置成本高、效率低，难以像对公不良那样通过重组、债转股等方式批量化解；抵押物处置难度大，个人住房贷款以外的信用类、消费类贷款缺乏足值抵押物；个贷不良司法诉讼程序复杂，回收周期远长于对公不良。
王红英进一步指出，在不良资产处置上，广州农商行应细分客户群体，对具备还款能力的客户通过跟踪服务挖掘其潜力。
应在细分领域建立“护城河”
广州农商行的发展历程可追溯至1952年11月，广州市第一家农村信用合作社正式成立；1998年6月，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成立；2006年10月，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成立并完成统一法人体制改革；2009年12月，该联社启动改制，发起设立广州农商行，2017年6月，广州农商行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成为广州首家、亦是广东省首家上市的地方性银行机构；2020年9月，该行总资产成功突破万亿元大关。
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同质化竞争加剧、存量博弈加剧的行业背景下，广州农商行主要凭借乡村金融、中小额资产业务、普惠小微、绿色金融等路径构建差异化竞争壁垒。截至去年末，该行5000万元以下中小额公司信贷业务规模及占比较年初实现双增，中小额公司信贷业务余额682.2亿元，较年初增幅24.2%，在公司贷款中占比16.3%，较年初提高2.7个百分点，中小额公司信贷客户数3618户，较年初增加1091户。涉农贷款余额421.51亿元，服务“百千万工程”贷款超292亿元；普惠小微贷款余额621.39亿元，增速20.26%。同时，该行也在不断加码绿色金融，绿色贷款余额725.79亿元，较年初增加119.4亿元。
广州农商行应聚焦“固本强基、提质增效”，柏文喜建议，启动资本补充计划，同时通过轻资本业务转型降低资本消耗强度；针对个贷业务建立更审慎的准入标准和动态监测机制，严控新增不良。运用大数据风控降低个贷业务风险成本，通过线上化运营提升轻资本业务收入占比。同时，走好差异化路径，立足“三农”和小微本源，避免与大型银行在优质对公客户上的同质化竞争，在细分领域建立“护城河”。
未来战略发展层面，王红英强调，广州农商行需强化数字化风控模型，提前预防中小企业及个人信贷风险；其次，应紧跟国家产业导向，通过“投贷联动”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最后，需提升数字化营销能力，从而全面降低运营成本与风险。
针对“增利不增收”的原因、后续不良资产风险处置计划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广州农商行发去采访提纲，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