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一家公募基金公司在发行渠道、投资策略乃至产品布局上均深度依赖股东资源，其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价值便难免受到质疑。建信基金的现状，正是这一结构性困境的体现。
尽管今年市场环境整体向好，硬科技等板块表现突出，多家同业机构的权益类基金净值实现翻倍增长，建信基金的非货币基金规模却不升反降——从2024年初的2058.32亿元降至2025年三季度末的1802.02亿元。
受权益类产品业绩不振及降费的影响，建信基金的管理费收入也从2022年的23.63亿元下滑至目前的20.94亿元，净利润由11.71亿元收缩至8.44亿元。
尽管背靠建设银行这棵“大树”，在资源获取方面具备天然优势，建信基金却未能在业绩回报上实现对股东的有效反哺，其高度依赖股东体系的局限性也由此进一步凸显。
权益产品缺位
近日，公募基金2025年三季报陆续披露。背靠建设银行的建信基金整体规模持续扩张，已逼近万亿元大关。
Choice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建信基金总管理规模达到9636.29亿元，较年初增长734.91亿元，在全行业中排名第11位。
然而，规模增长的背后结构并不均衡，主要依赖货币型基金的拉动。具体来看，其货币型基金规模从年初的7000.81亿元上升至7834.26亿元，增长833.45亿元，在全行业排名第2，仅次于以余额宝起家的天弘基金。
与货币基金规模快速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信基金的非货币基金规模持续收缩。数据显示，其非货规模从2024年初的2058.32亿元降至2025年三季度末的1802.02亿元，累计减少256.30亿元，行业排名从第24位滑落至第29位。
在非货产品线中，建信基金曾经的优势板块——债券型基金的竞争力正逐步减弱。2018年之前，该公司债基排名一度进入行业前5，而目前规模仅为1281.92亿元，排名已跌至第27位。
权益类基金的持续疲软，则是拖累非货规模的主因。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该公司股票型基金规模为233.01亿元，排名第25，较2024年初下降6.86亿元；混合型基金规模为172.46亿元，较年初缩水40.51亿元。
进一步分析可见，尽管权益产品数量近百只，但整体呈现“多而不强”的局面。数据显示，建信基金旗下59只股票型基金中，47只规模不足5亿元，仅建信中证500指数增强A与建信新能源行业股票A两只产品规模超过30亿元；41只混合型基金中，27只规模低于3亿元。
业绩表现不佳进一步削弱了产品吸引力，形成“业绩差→规模缩”的负向循环。剔除指数产品后，建信基金旗下63只主动权益类基金中，28只近一年收益率跑输沪深300指数，更有11只收益为负，反映出主动管理能力的不足。
部分产品业绩不振，主要源于配置过于集中，未能适应市场风格变化。以建信臻选混合为例，该基金长期重仓白酒与地产板块。据Choice统计，2022年末其房地产持仓占比为17.68%，白酒占比13.26%，合计超过三成。
2023年至2025年间，上述板块持续回调，拖累基金业绩。该基金自2021年成立以来收益率为-11.22%，规模从成立时的51.37亿元降至20.81亿元，近乎腰斩。
规模仅次于该产品的建信兴润一年持有混合，同样因持仓集中、节奏把握不佳，自成立以来收益率仅为-22.42%，规模也从43.52亿元下滑至16.61亿元。
除产品规模偏小之外，建信基金在权益投资领域也缺乏具有市场号召力的基金经理。公司目前尚未出现如张坤、刘彦春级别的“顶流”投资经理，导致市场对其主动管理能力的认知较为模糊。
在投研队伍建设方面，建信基金早期曾培养出陶灿、姜锋等一批骨干，但此后自主培养人才的能力未见显著提升，更多依赖外部引进。例如，周智硕此前任职于工银瑞信，姚锦来自天弘基金，田元泉出身安邦资管，权益投资部副总经理邵卓则来自广发证券。
据Choice数据统计，建信基金现有65名基金经理中，34人管理经验不足5年。在为数不多的资深基金经理中，能够支撑公司主动权益产品线的或许仅有陶灿一人。三季报显示，他在管的6只基金合计规模为61.51亿元，约占公司主动权益总规模的23.65%。
陶灿是建信基金的元老，2007年7月加入，历任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等职务，现任权益投资部执行总经理。
与此同时，建信基金的权益投研人才也在不断流失。2024年，与陶灿并称公司“权益双将”的姜锋因个人原因离职。离职前，他共管理6只基金，合计规模为22.22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姜锋所管产品中包含2只仍处封闭期的基金。根据相关规定，若在封闭期内主动离职且无特殊原因，其基金经理资格将面临两年内无法注册的限制。
2025年1月，建信基金再次发布公告，周智硕因个人原因离任。他于2020年6月加入公司，最高管理规模一度达到115.56亿元。
离职后，周智硕于次月加入广发基金。截至目前，他已管理6只产品，规模达192.92亿元。相比之下，建信基金全部混合型基金的总规模仅为172.46亿元，不及周智硕一人的在管规模。
管理费暴跌
权益产品线的缺位，直接拖累了建信基金的管理费收入。
数据显示，2022年建信基金管理费收入达到历史峰值，为23.63亿元，较2021年增长5.73亿元，增幅显著。然而，这一增长未能持续。2023年，公司管理费收入回落至22.44亿元；进入2024年，进一步萎缩至20.94亿元，收入持续承压。
从费率结构来看，权益类产品通常收取1.0%–1.5%的管理费，远高于货币基金等低费率产品，理应具备更强的盈利贡献能力，但近年来建信基金权益产品规模持续下滑，严重制约了其收入增长潜力。
据Choice数据统计，2022年，建信新能源、建信兴润一年持有、建信臻选、建信优化配置等57只权益基金合计资产净值约为409.87亿元，贡献管理费收入6.65亿元。而到2024年，这批产品资产净值已跌至239亿元，管理费收入也大幅缩水至3.42亿元，跌幅接近50%。
以建信兴润一年持有为例，2022年其资产净值为31.46亿元，管理费收入为5725.71万元；至2024年，资产净值降至16.26亿元，管理费收入也下滑至2058.82万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信基金货币基金在2022年贡献管理费收入11.47亿元，2024年进一步上升至12.08亿元。权益产品管理费的大幅下滑，与货币基金的稳健增长形成强烈反差，凸显出公司在高费率权益产品布局上的结构性短板。
管理费收入的持续下滑，直接拖累了公司整体盈利水平。据控股股东建设银行的年报披露，2022年至2024年，建信基金全年净利润分别为11.71亿元、8.83亿元和8.44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1.39%、-24.59%和-4.42%，净利润连续两年负增长。
盈利能力的下滑进一步引发高层人事持续动荡。2022年3月，市场传出建行体系中层管理层密集调整的消息，涉及总行、各分行及多家子公司。同年5月，建信基金公告称，原董事长孙志晨与副总裁马勇均因“股东安排”离任。
仅两个月后，56岁的刘军于2022年7月出任董事长，但任职仅8个月后，于2023年2月同样因“股东安排”卸任，由总裁张军红暂代董事长职务。
人事动荡在2023年持续加剧。1月，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吴灵玲离职；3月，副总裁兼首席市场官、首席信息官张威威离任，由张力铮接任副总裁。同年9月，生柳荣出任董事长，张军红不再代职。
2024年10月，莫红新出任副总裁；12月，张军红卸任总裁，由谢海玉接任。2025年7月，宫永媛卸任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及首席信息官职务，刘大超于次月拟任副总裁。
主体性存疑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局面？
通常而言，头部基金公司普遍采取“股东把握战略方向、专业经理人负责具体经营”的治理架构，以实现战略高度与业务专业性之间的有效结合。
然而，建信基金自成立以来，更接近于建设银行体系内部的一个延伸部门。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几乎全部由建行内部委派，管理层普遍缺乏公募基金行业的从业经验，尤其在权益投资等关键领域能力储备不足，这逐渐演变为制约公司长期发展的核心瓶颈。
具体来看，建信基金的首任董事长江先周曾任建设银行托管部总经理，首任总经理孙志晨则来自建行总行个人银行业务部。此后多届管理层也延续了这一内部输送的传统。
在董事长层面，许会斌曾任建设银行批发业务总监，刘军则来自建行广东省分行；而现任董事长生柳荣，在就任前担任建设银行首席财务官。
总经理方面，孙志晨的接任者张军红，曾任建设银行总行投资托管部副总经理。其后，谢海玉接替张军红出任总裁。
值得关注的是，谢海玉同样出身建行体系，自2001年加入建行后，长期在总行资金部、金融市场部等部门任职。即便后续兼任建信金投相关职务，她仍缺乏公募基金管理所需的一线投资经验。
不仅如此，公司其余四位副总裁——刘大超、莫红、张铮、吴曙明，也均来自建行体系，分别分管财务、营销、信息技术与督察工作。整个管理层中，无一人具备公募基金行业背景。
银行的对公、零售等传统业务逻辑，与公募基金所强调的投资管理、市场研判存在本质差异。尽管在固收领域两者有所重合，但在权益投资、产品创新等关键环节，银行系经验难以直接转化。
因此，建信基金“外行领导内行”的治理结构，直接制约了其核心业务的专业化进程。无论是在投研体系的建设，还是在市场化营销与品牌塑造方面，公司均显得力不从心，难以在日益激烈的公募行业竞争中实现实质性突破。
相比之下，工银瑞信、交银施罗德等表现更为出色的银行系基金公司，其高管团队的专业性更强。例如，交银施罗德的三任总经理莫泰山、战龙、谢卫均为市场化选聘，且均具备证券、基金领域的相关从业经历。
此外，建行体系内的子公司布局非常完整——建行自身投资货币市场与债券市场毫无障碍，旗下理财子公司、保险公司等也均可参与债市及货币市场投资。
在此背景下，若建信基金也仅重复参与同类业务，其在资产管理中的主动性、主体性以及差异化定位将难以体现，甚至可能逐渐消解。